“媒体是医患历史的记录者，医界应当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媒体。”5月6日在复旦大学克卿书院的讲座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如是说。
谈到前不久电视剧《大丈夫》女主角辱医事件，杨震介绍，这件事引起了医界的强烈愤慨，最终以剧组道歉收场。“似曾相识的事件80年前就有，1934年阮玲玉出演的电影《再见吧！上海》就因为西医医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触怒了当时的西医界，被西医界大肆抨击。”两次整体愤慨的背后，都是因为医界正遭遇困难。
杨震认为现实的每一种问题，都可以放到历史中去看，对于医患纠纷，历史也能给我们带来启示。他的课题组统计了从清末中国有报纸开始的各时期主流媒体（报纸）对医患纠纷的报道，其中的一些案例折射了现在的某些现象。
清末：多以法律途径解决
从同治朝开始、从有报纸开始就有医患纠纷的报道。
杨震以《申报》为例，早在辛亥革命以前，《申报》就报道过多次医患“纠纷”，媒体的措辞也很严厉，都是冠以“庸医杀人”、“庸医害人”等标题。虽然骂得狠，但是却从没有报道过暴力伤医事件，最严重的情况也只是一个过失医生迫于压力自杀，当时的患者基本都会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杨震说，“反观现在的中国社会，暴力伤医层出不穷。”
民国：医院反应迅速
到了民国，《申报》的医患纠纷报道多了一些。
有一次复旦的一个学生在中山医院出现治疗纠纷，5月30号复旦豫籍学生联合登报抗议中山医院，骂医院不负责任。第二天，也就是6月1号，中山医院就在《申报》在登报对该事件进行说明。“可以说，在应对负面新闻的时候，当时医院反应已经非常迅速。”
“媒体的作用并不都是负面的。”杨震再次强调，并分享了梁启超与协和的故事。1926年梁启超被协和误诊，错误地做了右肾切除手术。当时报刊对协和乃至西医大肆攻击，梁启超惟恐因此损害协和的名声，使其他人对医学和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应，他在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辩解，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
“这事之后，梁启超依然去协和看病，以宽容的态度谅解当事医生与协和，在西医刚进入中国不久备受争议的的时候，这是对西医的极大支持。”杨震认为，“梁启超先生不但是大师而且还是医界的恩人，这篇文章对中国的医学史都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前：媒体禁止骂医生
据介绍，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媒体都是不敢骂医生的，因为当时医生被树立为正面形象。
“改革开放前20年《人民日报》关于医生与医院的报道全部是正面的，所有关于医生的报道说的都是好话，白衣天使之类的。那时候，医生是真正的”高大上“的职业，包括赤脚医生在内整个医生群体都被媒体所赞扬的。”杨震说，“这种看起来和谐无比的现象直到80年代才改变，媒体才开始出现批评的声音。”
网络时代：负面新闻传播快
在医患纠纷频发的当下，网络给消息传播提供了捷径，医界面临很大的挑战。2009年，南京市儿童医院一位医生值班时上网偷菜，正好医院里一个患儿死亡，这事爆出来之后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可以说此事闹得全国皆知，这时候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已经不重要了，变成了情绪的发泄。”杨震表示。“网络时代，负面的消息远比正能量更受关注，一个负面微博出来，随随便便就能转发上万，医院很难反驳，这时候真相往往不那么重要。医院和咱们医生都应该跟上时代的脚步。”
“另外，我们看到，在2010年‘8毛门’事件中，深圳儿童医院面对媒体质疑，给出的回答却是‘5个工作日’后答复。在网络和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医院却应对迟缓，以致负面影响完全不可控制，虽然事后证明医院并无过错，但该院却早已声名狼藉，对该院打击非常大。”杨震说。“不过，经历此事后，深圳儿童医院在医界媒体沟通方面目前已经走在国内前列，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该院医务科副科长麻晓鹏主任在这方面有了很多心得。”
医界如何面对媒体
医界在媒体面前是很弱小的，很多医生普遍对媒体没有好感，甚至痛恨媒体，认为媒体是恶化医患关系的原因。杨震说，“在‘8毛门’等事件中，确有部分记者和媒体做了不专业的报道，但是医界并不能因此就把媒体一棍子打死。媒体只是一个聚焦的作用，医院应对得当，媒体同样可以对医界有正面作用。”
杨震认为，面对媒体，第一医界应该积极沟通，利用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二相互理解，媒体并不能左右医患关系，也不是造成医患纠纷的原因；第三要融入媒体，现在很多医院都有自己的媒体平台，还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些就是很好的现象。
“每个行业在特定时代时代都有自己的坎，医患纠纷是医界在这个矛盾时代的坎。面对时代之恶，很多事情我们医生是没法改变。医务人员要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排解而不是仇恨。”杨震最后说。
来源：“医学界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