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接受他们的道歉，我很心痛，我不想见到他们。心里接受不了。”
这是一位被打医生听闻患者家属愿向其道歉时的回应：“付出那么多，得到却是这样的回报。”四川伤医案发生后，被打医生以急性胃炎入院治疗，出院回家休息期间，由于“心理压力大”，一直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既有医生自己的伤感，也有相关方面给予的“消除不良影响的任务”。
医患纠纷在社会经济背景下增长迅速，而医学界却没有跟上时代的快速发展，医生的应变措施还是停留在几十年前。这些都促使了医患纠纷的多发和恶化，对医学界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医学界面临着时代的风暴。
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明显上升，但医疗事故并没按比例上升。这反映医疗技术的问题不是主要原因，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一场谁也不愿看到的医患纠纷，显然带来了两败俱伤的悲剧结果。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赢家。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说，医患必须相互理解，“要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那就是疾病，要战胜疾病这个共同的敌人”。
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政府工作报告》做出6处重要修改，其中之一是在“加强教育、卫生等社会建设”中“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一段，增加“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以反映群众和社会对新的医患关系的期待。
今年1月7日，西安女童小溪因咳嗽发烧去西安市中心医院儿科就诊。小溪母亲向媒体记者回忆，出事当晚女儿发热惊厥，但医生认为这是高热常见伴随症状。半夜时分小溪出现呕吐和二便失禁症状，但医生的处理一直让小溪母亲感觉医院对自己孩子的治疗是敷衍了事。
“早上护士发现孩子昏迷了。医院说没有呼吸机，让我们转院。120来了以后，说孩子已经没有自主呼吸，孩子的瞳孔已经放大了。”最后小溪父母自己找车把孩子转到儿童医院，医生说脑炎。抢救了30个小时，孩子就没了。
“十多个小时，我一趟一趟地找医生，他们就不重视呀。”小溪夭亡后，她的父母亲戚对整个治疗经过很想不通，集体到医院讨说法的他们在儿科看到，“那个医生在那跟别人笑呢，正常上班在那笑呢。孩子的爸爸就失控了。我觉得为人父母没有人不会失控的。（医生）就是杀死我孩子的杀人犯。”
“医院应该对患者更多点耐心。大家去医院看病，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医院方面要改进，患者也要理解医生和护士。”有市民表示：“从感情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做法上显得不那么理性。”
“病人去世后我去医院找医生问明情况。他们的解释傻子也不会相信。让做尸检。连我都难以信服，还让我冤死的家人再挨一刀？”一位患者的家属告诉记者，自己询问过做医生的朋友，获悉治疗有问题，便坚信医生的疏忽大意要了亲人的命。自己凭啥相信他们的解释。
“开便宜的药，病人就说我不负责任，怀疑没有疗效。现在药价开得贵了，病人怀疑从中牟利。”一位在急诊科工作多年的医生对时下医患关系颇为纠结：病人认为到医院就像进了一个黑洞，只能由医生牵着走。过度的检查、治疗和推诿病人使一些患者不禁疑虑：我还能相信医生吗？而医生也委屈的表示，被患者家属逼到墙角，任凭他们辱骂，有的还要动手，直到警察来才解围。
中科院院士钟南山代表直陈：时下患者对医疗机构和医护群体的严重不信任，主因是缺少沟通，此外与个别医生护士的道德和法制意识薄弱有一定关系。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医疗机构公益性归属，使患方在求医问药过程中难以理解和信任医方，甚至随意揣测医方，最终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现状已经引起美国同行的关注：多数患者无法与自己的医生建立长期关系。由于治疗费动辄花掉病人一生的积蓄，出现问题后病人很容易情绪失控。
处理医患纠纷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私了，跟患者直接谈；去卫计委是第二种；第三种是诉讼；还有人民内部调解。但是同样的规定下，医患纠纷的赔偿数额相差很大，同一级别的医患纠纷在两家赔偿出来的数额可以差到几十万。陕西泽诚律事务所曹铜华律师说，这其中的原因跟医院的赔偿能力有关系，跟行政部门的干涉能力有关系，跟闹事的程度有关系。
“医院更关心如何避免暴力事件，对于启动正当法律程序不太感兴趣；有时医院会多赔偿病人一些钱，这样做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阻止进一步抗议活动。”一位县医院院长告诉记者，患者家属一闹事，正常医疗秩序被破坏，马上政府就会有“必须尽快把事情平息，严防群体事件的命令”。但病人家属就要要求赔偿，拿不到合适的价码就不罢休。
“现在网络社会，一句话出来了就马上被放大，那完蛋了，群体性冲突。”这位院长表示，“医闹”频发，并由此诞生出了“职业医闹”。2013年12月9日，广州伊丽莎白医院因医患纠纷，数十人打砸医院门窗，但事后警方调查发现其中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患者。
记者从西安市司法局了解到，3年来全市调解成功350件医疗纠纷，调解成功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2013年10月底西安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运行3个月来受理医疗纠纷50余件，调解成功5件，引导诉讼8件，其余正在调处中。《西安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已申请市政府的立法计划项目，建议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实施。
2013年10月31日1时，陕西汉中市中心医院，在一男子持菜刀砍患者的生死关头，两位90后女护士奋不顾身扑上前阻拦，在别人帮助下夺下菜刀，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她们的行为再次唤起了我们对白衣天使的温暖印象。但当医生受到攻击、辱骂时，谁来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近年来，多地实行“警医联动”机制，落实医院安全保卫责任。江苏镇江第一人民医院急诊中心医护人员申请戴头盔佩警棍上班；上海华山医院邀请警察向职工培训面对暴力侵害如何自卫。同日，中山医院也邀请世界跆拳道联盟黑带四段高手，前来传授防身绝招，吸引了大批医护人员参与。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这种做法传达的信息并非医院很安全，而是医院很不安全。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患者、医生、管理人员和政府。每个人都有过错，但又不好说是谁的过错。”医疗卫生专家葛均波等都认为，缓解纠纷不能光靠报警，警察能处理一时一事的突发事件，保护医护人员安全，但积累在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可能会长期存在，成为随时爆发的“定时炸弹”。
“如果真是医疗事故，医务人员要承担相应责任。如果是医闹、胡闹，破坏正常的医疗环境，就要追究法律责任。”省政协副主席冯月菊建议做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社会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司法诉讼的衔接工作。
“全世界的医生都是靠技术吃饭，唯有中国医生靠卖药生存。”《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暴力伤医折射体制积弊》指出，不合理的医疗价格体系，将医生逼进了“不仁不义”之地。
如何解决医患纠纷问题？经过多年探索得出的结论是：从根本上来说，要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通过深化改革，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扭转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薄弱的问题。
实际上，不仅是医患关系，整个社会中其他关系，如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等，几乎所有这些关系之间的信任度都到了历史最低点。施嘉奇、李上涛两位多年工作在一线的医生认为，破解医改的瓶颈，就是如何体现医务人员的价值，政府应该用市场的手段引导就医。医改要成功，需要物价、医保、地方政府等多方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恒鹏说：化解医患冲突的核心在于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医疗体制。
“卫星上天之前你还可以试验1000次，但一个病人的诊断对一个医生来说只有一次。医生一生不出一点错是不可能的，可老百姓不理解，他们总是希望你尽快诊断清楚，尽快治好，不能有错。”更令人担忧的是，因为执业环境差，一些医生、医学生开始放弃医学事业。调查显示，近八成医生“不让子女从医”。
“有患者投诉，医院不问青红皂白先打医生50大板。病房满意率不达95%，扣奖金，病历有疏忽也是扣奖金。”医患不信任导致了撒网般的检查，医患矛盾则让医生不敢承担风险，延误或推诿患者。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生厅厅长李利说，医学是实践科学，不敢探索，疑难杂症可能永远治不了，医学不可能进步。
“自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中央投入600多亿元支持了1万多所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这几年社区医院能力有所加强，但人才队伍还是欠缺，难以留住患者。”全国人大代表、卫生部部长陈竺说。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认为，“医疗卫生行业不能去争取‘利益最大化’，‘以病人为中心’是医卫行业的工作准则，如果争取利益最大化，这个行业就会走上‘邪路’。”今年李克强总理工作报告中提及“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做中国式的改革，特别是中国式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面对深化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两会代表委员们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此决心和行动指向，让人们看到医患矛盾化解的希望。
来源：三秦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