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三天后，温岭刺医事件仍未平静下来。10月27日下午，在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院方未征得遇害医生王云杰遗属同意，就想将王云杰遗体送往殡仪馆火化，遭死者家属及医护人员阻拦。医院大部分医护人员和死者家属一起保护王云杰的遗体，只有少数值班医护人员在岗问诊。温岭警方出动警车赴现场维持秩序。
时至今日，医生被杀被砍，已经不是新闻。不需要列举此起彼伏的案例，来证明医患冲突的严峻性了。两年前，财新《新世纪》周刊采写北京同仁医院徐文医生被砍事件时，将报道定名为《医患战争》。曾有读者认为“渲染”，现在看来，毫不过分。
患者和医生，共同的敌人本是疾病，为何变成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为何本处于求助地位的的患者，屡屡向他们的医生举起屠刀？
从表层上看，凶手是主因。事后研究凶手的个性，无一不是自私、冷酷、暴戾、偏执。这之中更多是个性和家庭因素，不必过多分析。
深一层看，另一个原因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增长、科技的发达，近年来所有社会成员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他们认为，进了医院，医生就应该治好他的病。而事实上，医疗服务和人体生命科学极为复杂，许多治疗手段都存在风险，救治失败不一定都是医生之责。一位资深医生曾对此概叹：“整个现代医学对疾病治疗有了过多的承诺。”而这些，却不是医生都能够承担的。
再深一层，全民健康知识匮乏，加剧了医患不信任。
此次温岭血案，患者被诊断为鼻中隔偏曲、慢性鼻窦炎。医生为他进行了鼻中隔矫正术加双侧下鼻甲粘膜下部分切除术。医院方面认为，手术是成功的。但患者认为，他是右边的鼻子不舒服，而手术是从左路进入，因此认为手术错误。对此，医生叹息：“像他的这种手术，全国所有的医院做手术都是从左鼻翼路入的。”
再如同仁血案，徐文为患者做了声带切除手术，可是后来患者到另一家医院检察，得到“术后CT双侧声带组织明显增厚”的诊断结果。这让患者愤怒——既然说切除右声带，为何还存在声带？他据此认为，徐文做了一场“伪手术”。而事实上，“声带”只是影像学表述的概念，因为声带并非一个器官，而是类似肌肉组织，切除之后，影像还被表述为“声带”——因为医学知识的匮乏，灾难的种子就此埋下。
更深一层，医患沟通渠道不畅，又加剧了医患冲突。
同仁血案后，患者对徐文和医院的一大意见是：医生态度不好。患者家属认为，术前徐文没有和患者交流第二天手术内容，术后王妻多次找徐文没有找到。后来患者也曾多次和院方谈判，接待方包括主任和副院长。但谈判最终不欢而散。
在医患矛盾中，信息是不对称的。患者对很多情况不了解、不熟悉，心里没底。如果医生能多一些耐心、多一些解释，患者心里要踏实得多，会有效地减少医患纠纷。
但话又说回来，中国的好医院的好医生，恐怕是全世界最忙最累。据测算，一个好医生，一天会接诊七八十名患者，他们花在每位患者身上的时间，大约只有五六分钟。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医生能充满耐心的、从容地解答患者的每一个疑问呢？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医患冲突折射了中国医疗卫生制度的基本矛盾，而其核心是优质医疗资源供给短缺。为了追求优质医疗资源，大多数病人涌往好医院，以至于好医院人满为患，不好的医院门可罗雀。与此同时，医疗费用中由个人支付的比例也逐年上升，“生不起病”成了大多数人必须直面的冷酷现实。而在有限的社会保障水平下，不少患者为求医问诊不得不倾其所有，治疗效果又不如人意，再缺乏有效沟通。其中的极端者，自然“恶向胆边生”；拔刀相向，不足为奇。
最后这个原因，与医疗体制改革相关。至今医改已经五年，可是医患冲突愈演愈烈，不能不说，这是医改的失败。
当此之时，必须加快进行医疗体制改革，放开医疗市场准入，推动形成多元办医、有序竞争、分层合作的格局，解放医生，扩大医疗资源供给——这才是解决医患冲突的正道。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