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孩子叫李悦，来自安徽蚌埠，4岁时被查出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医学界目前还称这种病为绝症。为了给孩子治病，李悦的家庭早已经是负债累累。李悦生活不能自理，在附近超市工作的李妈妈每天要往返学校六趟，接送并照顾孩子大小便，还有定时的理疗。懂事的李悦很坚强，只是心疼妈妈太劳累。

　　李悦：自己不能自理，要妈妈照顾，难受，别的孩子像这么大都能自理，我自己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反正能学到知识，明白一些道理，感觉生活有希望了，能得到力量，希望我的病能赶快好起来，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听上去小李悦非常的乐观，但他的妈妈知道要治好孩子的病困难重重。

　　李妈妈：我想每次去看病之后社保这块能不能多给我报一点，大病几块，每次，我报的太少了，比如说。花了五万多块钱报了两万多块钱，有时候有的药不能报，现在就希望这一块能多报一点，减轻我们的负担。

　　李悦面对的是生理病痛的折磨，而这位名叫倩倩的孩子则尝尽了被冷落被漠视的滋味，在最近三年里已经离家出走了9次。

　　倩倩：要按第一次（流浪）的话是2010年，要按最后一次是今年2月18日。

　　记者：三年多的时间都在外面吗？

　　倩倩：不是，中间也回家过。

　　记者：回家之后为什么又出来呢？

　　倩倩：在家里呆不下去，也没有朋友玩，不上学，成天无所事事的。因为母亲有智障，经常打骂我，我父亲赌博也不管我。

　　记者：你自己是怎么出来的？

　　倩倩：就拿些钱自己能走到哪儿是哪儿。只要不在家呆就行。

　　记者：一共出来过几次？

　　倩倩：一共出来过9次，去过山东济南救助站，河北邢台、邯郸救助站、洛阳救助站。

　　像我们刚才介绍的两位小朋友，李悦、倩倩，归纳起来就是重病儿童、流浪儿童、残疾儿童，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困境儿童。全国到底有多少困境儿童和困境家庭儿童？目前还缺乏权威的统计数字，只有一些分类统计和一些模糊的估算。据前几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生活在低保线的18岁以下儿童大约有700多万人。2006年我国0-17岁的各类残疾儿童共计504万多人。截至2011年底，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总数为57万。

　　虽然不能够精确统计，但总体看我国困境儿童救助总体上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此前，国家和地方都部署了一些针对性的帮扶政策，不过从全国来了解效果并不明显。

　　这几年，针对"困境儿童"，国家正在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希望建立起由政府主导、面向全体儿童的福利保障体系。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24.3亿元，惠及全国61.6万孤儿，并逐步去向事实无人抚养等困境儿童去延伸。

　　今年6月27号，民政部决定，在全国四个市、县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将困境儿童纳入保障范围。江苏省昆山市的做法是建立信息系统、实行动态管理。

　　昆山市民政局钱瑛：我们依托市儿童福利院成立儿童福利指导中心，目前正在落实区镇、街道以及村社区的儿童福利服务工作站和工作室，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工作人员，因为只有依托这样的一个中心才能把这项工作分层次落实下去。

　　不过在对困境儿童的救助中，无论是试点城市还是非试点城市，都遇到了一些资金不到位、政策不健全等难题。现在依然有不少儿童处于福利保障制度的边缘，救助的进程十分缓慢。

　　这是现状，救助过程中具体遇到了哪些具体困难？怎么样去完善救助体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雷万鹏教授在接受中央台记者向菲采访时给出了他的观点。

　　雷万鹏：目前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弱势儿童救助他们首先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经费支持，经费支持目前看有中国国家财政支持，但是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充分的财政支持；第二个在整个运作机制上，还是有一种分割化的现象，就是各个部门管自己的这一块。管理体制上没有形成合力，主要这两个问题。

　　除了资金等方面，我们国家儿童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保障的标准、服务的内容等很多方面还很不完善，社会力量的补充作用非常重要。那么怎么去实现社会力量与政府资源的互补，更好地保障儿童权益呢？曾经担任过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先生对中国之声记者刘会民这样说道：

　　王振耀：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印象，认为好象儿童福利要花很多很多钱，关键是体制能不能理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口就是政府能不能搭建一些平台让社会力量进来。我觉得应该是从网络化做起，从专业化做起，一定是建立起覆盖全国、覆盖社区所有困境儿童的一个网络对接机制。现在我们的口号都很多，但是到社区老百姓真正行动的时候没有办法行动。包括很多专业的，比如自闭症儿童，还有其他残疾儿童，民间组织的家长都非常着急。但是我们前一段注册组织有问题，如何和政府之间，和社区之间能够产生对接，我觉得这是需要特别调整的。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确保孩子的安全、健康成长，让困境儿童能怀着希望去迎接明天，这是我们社会的责任，也是所有人的责任。